方勤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是“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化研究”夏商周课题组组长、“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子课题“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研究”之石家河项目负责人。他还是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两周（西周、东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

　　“4000年前，石家河文化曾往北方走；夏、商、西周时代，中原文化持续南下；楚文化时期，南方文化又曾扩张北上。南北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秦统一中国，是一个曲线交流的过程。长江文明、黄河文明不断交流，刺激内生动力，保持了中华文明不断发展。”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于1990年启动首届评选，湖北至今已有14个考古项目上榜，数量居全国各省份前列。这些获奖项目出土了哪些珍贵文物？讲述了荆楚大地怎样的历史发展进程？对于人类文明起源和中华文明发展进程又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站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里，大家能直观地体验到古代文明的辉煌。近些年，湖北考古取得了突出成就，建立在几代考古人辛苦付出的基础上。

　　前不久，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入选。这是该评选启动以来，湖北上榜的第14个考古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了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湖北至今已有10个考古项目入选。这两个奖项是中国考古界最高奖，如同考古界的“金鸡奖”“百花奖”。

　　14个“十大”项目中，有7个同时被评为“六大”项目，因此湖北入选国家级考古奖项的考古项目共有17个。这17个考古项目集中代表了湖北考古的成果，也反映了湖北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的基本脉络和特点。

　　17个考古项目可分为人类起源、文明进程、青铜时代、秦以后四个时段。人类起源时段有郧县人头骨化石、学堂梁子遗址、荆州鸡公山遗址等3项。文明进程时段有石家河遗址、城河遗址等2项。青铜时代有10项，分为三类，与青铜有关的郭元咀遗址、铜绿山四方塘遗址，与楚文化有关的辽瓦店子遗址、龙湾宫殿遗址、九连墩遗址，与曾国有关的叶家山遗址、苏家垄遗址、郭家庙遗址、枣树林遗址、文峰塔遗址。秦以后有云梦郑家湖遗址、巴东旧县坪遗址等2项。

　　郧县人1号头骨化石是1989年在采集中无意发现的；2号头骨化石是考古人员布方，在距离1号头骨化石3米处发现的；去年发现的3号头骨化石距离1号、2号头骨化石30米。

　　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次没有仅用郧县人头骨化石做项目名称，而是以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作为项目名称，为何？因为这次研究包括周围环境，包括附近动物化石、出土石器，是一个系统化研究项目，需要环境考古学、地层年代学、古环境学、分子生物学、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多学科人员参与研究。

　　距今百万年前后的古人类化石材料很少，中国目前已经发现的元谋人只有两颗牙齿化石，而牙齿留下的解剖学性状信息特别少。蓝田人的头盖骨化石挤压变形非常严重，并且下部的骨骼缺失。郧县人在东亚直立人的演化中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承上启下。对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的发掘和研究将填补一个重要时段和重要区域的空白。

　　围绕人类化石和其他遗存，考古人员采集了大量用于年代、环境、埋藏和残留物分析的沉积样品。考古发现大量石器证明，百万年前的郧县人已会狩猎，并制作和使用砍砸器、刮削器。遗址同时出土象类、马类、牛类等大量食草类动物化石，考古人员推测它们是人类狩猎餐食的残留物。

　　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已被送到中国科学院进行分析研究。接下来，将对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的形态、结构、年龄、性别、埋藏情况做精细研究，甚至可能提取出它的DNA，对伴生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做系统观测，分析郧县人的体质特征、演化地位及其文化与技术特点、适应生存方式，进一步破译远古人类起源与演化的谜团。人类起源现在是一个世界性话题，有非洲起源说，有多元起源说。郧县人头骨化石对破解人类起源疑团有重要意义。

　　荆州鸡公山遗址是中国发现的平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居民聚落，说明远古人类在四五万年前就开始向平原地区发展。对远古人类来说，从洞穴到平原生活是一个质的飞跃。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人头像（上图）和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下图）对比，具有相似性。

　　进入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发展出现一个高峰期，那就是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天门石家河遗址距今5900年到3700年，高峰期在距今4000年左右。石家河遗址之所以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因为它发展出了稻作农业，有较高艺术水平的玉器，出现社会分化，进入了王国时期。

　　以玉器为例，石家河遗址玉人像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夸张的神像，纵目、獠牙、鹰钩鼻造型，当为神的形象；一类是人的形象，比如出土于罗家柏岭的玉人像，面庞写实，两眼倾斜呈倒置的八字形、鼻宽阔、口扁方微闭，散发着威严与神秘的气息，应该是祖先或者王的形象。

　　值得关注的是，第一类神造型的玉人像出自瓮棺的特殊墓葬中，而瓮棺的葬式当与巫师等神权人物相关；第二类玉人像出自罗家柏岭遗址点，并与玉璧同出，而罗家柏岭遗址点发掘者认为是制玉作坊，分析是祭祀遗址，玉璧等当与祭天有关。这两类玉人像的不同出土地点也与神人像、祖先像的功能吻合。三星堆遗址青铜人像和石家河遗址的一样，也分两类，一是神像，一是人像，从形象上看，非常接近石家河遗址玉人像。三星堆文化晚于石家河文化，受石家河文化影响的可能性很大。三星堆青铜人像来自外星人的说法可以不攻自破。

　　此外，在北方的石峁遗址、陶寺遗址上都发现了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在山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上也发现了这样的玉器，说明石家河文化影响到了北方。

　　石家河遗址还有很多小的陶塑，有跳舞的，有抓鱼的，反映南方人日常生活。这些小的陶塑惟妙惟肖，雕塑艺术水平很高，在文化发展比较发达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和石家河遗址一样，对水资源的利用非常好，有3人合葬墓，文明程度较高。湖北在长江中游，也是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交融的地方。距今6000年，北方仰韶文化彩陶分布于全国很多地方，是向南方扩张的强势文化。到了距今5000年到4000年，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一度往北方扩张。到了夏、商、西周青铜时代，中原文化长期南下。自楚文化出现到战国后期，楚文化一直扩张，也曾大范围北上。也就是说，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长江文化是一个曲线交流的过程。长江文明、黄河文明不断交流，刺激内生动力，保持了中华文明不断发展。

　　在夏、商、西周青铜时代，强势的中原文化长期影响南方。武汉黄陂曾出土殷墟类型的大型青铜器，考古人员在黄陂滠水之畔的郭元咀遗址发现大型铸造作坊，说明商朝的长江中游有能力铸造青铜器，而且受中原商王朝控制，它的铜矿石原料来自大冶铜绿山等更南方的地区。

　　湖北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入选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人员推测，铜矿的工匠和管理者不是控制这里的楚国人，而是当地人。这说明楚国控制这里不久，组织当地人挖矿、冶炼、铸造。

　　十堰市郧阳区辽瓦店子遗址在汉江上游，因南水北调工程被发现，出土的陶器被认为与楚文化源头有关系。潜江龙湾宫殿遗址被考古人员考证为园林建筑，类似于今天的颐和园，是东周时期楚国离宫的遗址，对研究楚国的建筑、居住文化极有价值。属于楚文化的九连墩遗址入选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在湖北省博物馆“楚国八百年”展厅里，从九连墩遗址出土的文物是研究楚文化及邓国、楚国和有关国家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与曾国有关的遗址入选国家级奖项的多达5个，包括叶家山遗址、苏家垄遗址、郭家庙遗址、枣树林遗址、文峰塔遗址。随州叶家山遗址出土大量青铜器、陶瓷器、漆木器、玉石器，许多青铜器上带有“曾”或“曾侯”铭文，一些墓葬的墓主身份为曾侯“曾侯谏”“曾侯犺”。位于京山市坪坝镇的苏家垄遗址为曾国高等级墓葬，具体时间为西周、东周之际至春秋早中期之际，遗址内距离炉址1000米正北方处还出土有一块铜锭。同时，考古人员发现了“金道锡行”铭文的主人的信息，说明这里还是铜由南方往北方运输的通道。

　　值得一提的是，云梦郑家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既有秦文化的风格，又有楚文化的风格。这说明，在秦国刚占领的楚地，楚人在当地一定程度沿袭了楚文化的生活。

　　巴东旧县坪遗址能入选国家级奖项，是因为遗址中唐宋时期的建筑遗址保存完整，在三峡地区尚属首见，在全国也极为少见。

　　这17个考古项目基本反映了湖北考古的特点，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疑问没有破解，比如石家河遗址中上百万个红陶杯到底是做什么用的？禹征三苗到底是兵戎相见，还是以德服人？郭家咀遗址文物上的龙与盘龙城遗址镶金绿松石上的龙是不是同一个类型？楚国到底起源于何处？

　　现在的考古人需要发扬老一代考古人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继续埋头发掘、研究，采用更先进的科技手段，研究好才能传承好。

　　（本文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受邀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作题为《湖北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赏析》的讲座内容，由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通讯员宋若虹整理）